道教概况

西安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,是道家和神仙家活动的重要舞台。秦统一六国后,各地方士投秦始皇之所好,云集咸阳,为其寻找长生不死的仙方仙药。西汉初期尊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,道家思想在长安乃至周边地区开始萌芽。汉武帝器重方士,迷信神仙,求药不断,于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在长安建蜚康观、桂观,造成了社会上求仙修道的风气,并直接推动了道教丹鼎派的形成。这些,均为道教日后在西安的传播、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东汉汉安元年(公元142年),张道陵在鹤鸣山(今四川崇庆境内)首创道教,凡入道者,须出五斗米,故称五斗米道,一称天师道。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,称太上老君,以《老子五千文》(《道德经》)《还一经》《太平洞极经》为主要经典。张道陵四处传道,在24处名山福地广收信徒,势力扩展到咸阳一带。建安二十年(公元215年),曹操率兵攻汉中,张道陵孙子张鲁(号称师君)及部分道教上层人物投降。曹操将汉中10万户民众北迁,道教随之传至长安。东汉后期,由于黄巾起义的失败,道教曾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排斥,后经葛洪、陆修静、陶弘景、寇谦之等人的改造,道教才完成了由民间宗教向完全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的过渡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道教成为形态完备的宗教。相传东周大夫尹喜曾在周至楼观结草为楼,潜心修道,并邀老子到此讲授《道德经》,道徒梁湛、王嘉等遂以楼观为基地,大力传播道教。此期,一个以长安地区(终南山楼观台)为中心,兴盛于中国北方的道教大宗——楼观道形成。楼观道派创立以后,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。楼观道士王嘉至长安,潜隐于终南山,曾受前秦苻坚、后秦姚苌的礼遇,问以政事;楼观道士马俭,姚苌曾遣使征召,赐给香烛,钦赏加厚;楼观道士尹通,北魏太武帝闻其名,遣使致香烛,俾之建斋行道,自是四方请谒不绝;楼观道士陈宝炽,西魏文帝钦异之,召入延英殿问道,朝野大夫亦从而师之;楼观道士严达,北周武帝迎聘于朝,待以宾礼。总之,北朝当时的统治者,尤其西魏文帝、北周太祖(宇文泰)、北周武帝等,都是道教的积极支持者,这样就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楼观道很快在北方地区发展壮大起来。

隋代和唐代,统治阶级利用道教,楼观因此被誉为道教圣地之一。楼观道住持岐晖逆知真主将出,乃尽以观中资粮供给唐军,及李渊兵至蒲津关,晖发观中道士80余人到关前接应。由于楼观道士有应接圣君之功,同时为制造天命神授的舆论,唐朝廷对楼观道格外扶持,除敕令整修殿宇、赠田赐产外,李渊还亲率百官两次临幸楼观台礼祀老君,并诏令改楼观为宗圣宫。由此,以长安为中心的楼观道进入鼎盛时代,成为了李唐王朝崇奉的官方御用流派。唐时,道教的宫观庙院建设也盛况空前。据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著《历代崇道记》载,唐代共有道观1900余座,道士1.5万多人。据《唐两京城坊考》记载,当时长安城内共有道观40多处(其中包括隋代建立的10处左右)。

由于朝廷的提倡,唐代道教的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塑等以长安为中心亦得到了全面发展。开元二十九年(公元741年),玄宗制《霓裳羽衣曲》《紫微八卦舞》荐献于太清宫;天宝四年(公元745年),玄宗又制《降真召仙之曲》《紫微送仙之曲》并于太清宫演奏。又如:万安观内永穆公主影堂有李昭道画的山水,嘉猷观内的精思院有王维、郑虔、吴道子的壁画,吴道子所画老子像的刻石仍流传至今,敦煌仍保存有唐代的道教壁画。唐代以前,道观中的神仙塑像甚少,玄宗命全国各大宫、观、庙、院塑老子像。自此,道教雕塑艺术开始发展起来。总之,由于唐皇室,尤其是玄宗李隆基的倡导和垂范,道教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
道教进入李唐王朝后,得到了自由的发展,道教经文大量涌现,开创了宣讲注释道经的风气。武德八年(公元625年),上清观道士著《十异九述论》、道士刘进喜著《显正论》,刊刻《大唐宗圣观碑记》于石;贞观二十一年(公元647年),太宗集30余人于五通观译《老子》为梵文,以通西天竺;永徽四年(公元653年),成玄英著《老子道德经开题》《老子道德经义疏》《老子道德经序决义疏》;麟德元年(公元664年),孟安排著《道教义枢》;咸亨元年(公元670年),尹文操著《玉纬经目》;弘道元年(公元683年),王悬河建立《道藏经序碑》;久视元年(公元700年),张万福著《三洞众戒文》;开元元年(公元713年),玄宗命大清观主与昭文馆、崇文馆学士等修《一切道经音义》113卷,玄宗亲为作序;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(公元733735年),玄宗御注《道德经》并著《老子修疏义》8卷,制《开元文学音义》30卷,颁示公卿;开元二十六年(公元738年),敕修《三洞琼纲》共3744卷;开元二十九年(公元741年),制两京各置崇玄学,令生徒习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等,每年随举人例,准明经考试;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,颁御注《老子义疏》于天下。这些都为后世成书的道家经典总汇《道藏》奠定了基础。

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六年(公元624738年),唐王室遣使分别到高丽、日本、新罗等国,携《道德经》等进行传道,高丽、日本也遣使到长安请学黄、老,这是中国古代道教史上少有的几次中外交流,都发生在长安。

道观的兴建,斋醮仪式的健全,科律的完整,体现了唐代宫观道教的特点。道门派别的繁荣,道官科举制度的改革等也都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,使中国道教步入空前鼎盛的灿烂时期。

唐代的炼丹术虽有不少负面影响并断送了唐代几个帝王的性命,但其实践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。除了硫化汞的合成外,还有很多新的药物制备方法和关于矿物的观察记录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,唐代炼丹术《丹经》中已有关于火药的明确资料。

唐末五代时期,由于连年战乱及政治中心的东移,长安逐渐失去了延续数百年作为全国道教研究、传播和发展中心的地位,城中的道教宫观也几乎全部废毁殆尽。尽管如此,当时的长安城内仍新建了一批道教庙宇,作为地区级的道教文化传播中心继续发挥着作用,如五代时创建的天宁观、迎祥观、真武庙、资圣院、显圣侯庙,宋代创建的神农皇帝祠、城隍庙、佑德观、兴国院、龙泉院,元代创建的太白庙、三皇庙、西岳庙、玉清宫、朝元观、灵应观、后土祠、宜圣庙、资圣院、嘉祥观等等。此期,长安及关中地区在道教文化传播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:钟离权(京兆咸阳人)、刘海蟾、吕洞宾及陈抟等。陈抟是老华山派的创始人,其淹通三教,丹法在内丹流派中自成一家,而且后来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派也受到陈抟佛道合一哲学观的影响。

宋元以后对全国道教有重大影响的全真道是由京兆咸阳人王嘉(又名王重阳)于金大定七年(1167年)创立的。创教之初,王曾在终南山刘蒋村穴居,自题为活死人墓。后赴山东传道,并于大定十年(1170年)率诸弟子返回西安途中去世。王重阳去世后,弟子们将尸骨归葬于其开始传道的户县刘蒋村,其弟子马丹阳在宫观内又专修了个大厅并手书祖庭心死匾额,自此,该地成为全国各方全真道徒的祖庭,被称作祖庵,视为全真道的发祥地。承安三年(1198年),其徒王玉阳奏立为灵虚观。蒙古太宗十年(1238年)李真常请旨改名为重阳宫,至元二年(1265年)改名重阳万寿宫,并增建殿阁楼台。扩建后的重阳宫规模宏伟,殿阁林立,成为全国七十二路道教的总汇合处,西安地区再次成为全国道教的中心。

明清时代,西安的道教渐趋衰落。其间,虽有明代正一道的昌盛,清代全真道的中兴,但仍无法挽回日趋衰落的大局。尽管如此,西安城内及周边地区仍保留有不少的道教庙宇,继续发挥着道教文化延续及传播的功能。如:明代除周边的楼观、祖庵、玉山观、太乙观、灵应院,城中主要有城隍庙、天宁观、八仙宫、真武庵、启圣祠等道教庙宇。在清代的西安府城图中,道教的宫、观、祠、庙更是星罗棋布,数量多达80多处。清代中期,西安道教逐渐向民间化、世俗化发展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慈禧太后、光绪帝逃至西安避难,西安道教一度兴盛起来。民国时期,西安八仙宫兴办过一所义学(学生100余人),传过一次戒。民国28年(1939年),八仙宫方丈郭静阳、道士周秋阳曾秘密掩护过林伯渠及抗日爱国人士刘子恒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西安道观拥有大量土地房产,道徒的生活主要靠租金,一部分靠自耕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经过土地改革,道观大部分土地被分配,道士生活比较困难,政府拨款予以救济,并资助其发展生产。八仙宫道士自耕150亩土地,实现了粮菜自给有余,还卖给国家大批粮食。八仙宫、楼观台于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。20世纪80年代,政府拨款整修八仙宫及楼观台的主要殿堂,道观旅游事业日益发展。楼观台监院任法融、八仙宫监院闵智亭潜心研究、著述道教义理,加强宫观管理。任法融为全国政协委员、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,闵智亭为西安市道教协会会长。

1990年,西安地区保存下来的道教宫、观、祠、庙与全国其它城市相比仍然是较多的。其中主要包括:楼观台及宗圣宫、重阳宫及祖庵碑林、八仙宫(全国全真道龙门律宗的重要丛林)、都城隍庙、湘子庙、东岳庙、翠华山(老君庵、金胜掌、金华祠)、骊山(老君殿、老母殿)、蓝田(汤峪三清宫、玉山观)、周至赵公明庙(财神庙)、太白山(太白庙、拨仙台等)、老县城杨泗将军庙(纪念杨幺)及雷神庙、万阁楼等。